界面新闻记者 | 张友发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最近上映的电影《独一无二》里，导演王沐将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s，听障家庭中的健听孩子）的素材变成了一个更具备家族史意味的故事。

这部电影此前已经有了两个版本，分别是原版法国电影《贝利叶一家》和美国翻拍版《健听女孩》。故事的核心围绕一个听障家庭中听力正常的女孩展开，也是就是所谓的CODA。作为家庭传译员的女主角，为了追逐音乐梦想而与面临困境的家人产生的冲突，成为故事的张力所在。

《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在豆瓣分别收获了8.4分和8.6分的高分，后者更是获得了202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这既证明了CODA的故事具备被不断讲述的价值，也给《独一无二》的本土化改编带来了挑战：是几乎等比例翻拍，还是试图寻求突破？

《独一无二》显然有着更大的改编野心。这个故事最开始吸引王沐的核心在于家庭，而这个故事结构和CODA的特性让他看到了家庭题材合适的载体，他告诉界面文娱，“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小单位，是一个能以小见大的载体。”

内部存在权力划分的家庭空间，成为一个讲述故事的重要支点。在这次的改编中，王沐最大的改动在于将原本横向的故事变成了一段纵向的家族史，章宇所饰演的叔叔，有着和女主类似的担任听障家庭传译员的经历，但他选择了决裂和出走，两代CODA的选择与经历，形成了一种对照。

对家族文化脉络的内部挖掘，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具东亚家庭的底色。通过新的故事线加入，王沐也试图将CODA的处境诠释为家庭内部两种文化的对抗，“这种文化对抗是持续的、永恒的，会一代代传下去。”

而在新的主线故事加入后，原本电影中女主的音乐梦想线被有意弱化，故事最终停在了女主前往北京寻找音乐梦想，而不是像其他版本那样实现了在音乐考核中的逆风翻盘，王沐说，“我不觉得生命力一定要靠成功的结果来体现，而要靠勇敢地走出去。”

更希望电影与听障人群是平等对话

界面文娱：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项目？

王沐：2023年我看到法国版《贝利叶一家》，就觉得很有意思，思考能否进行改编，当时美版《健听女孩》应该还只有预告片。

界面文娱：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王沐：人物关系很有意思，对于文艺类叙事作品而言，人物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拍电影也是在拍人物关系。

我一直很喜欢并关注家庭题材。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小单位，是一个能以小见大的载体。看到这个题材时，我才知道听障家庭中听力正常的孩子，是两代人无法沟通的极致外在表现，很适合作为承载内容。

此外，一个人如何找到自我也很打动我，这也是我们改编过程中很看重的，我们的改编可能和原来的两个版本不太一样。

界面文娱：有了法版和美版之后，你当时觉得这样一个故事能在中国落地吗？

王沐：那段时间很巧，我接触了一些聋人戏剧工作坊。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独一无二》的联合编剧，她还是女性监制，带领着一群真实的聋人，这些聋人年龄各异，也都不是专业演员，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最后呈现出一台舞台演出。

我全程从侧面关注着，也结识了里面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在不同阶段还来帮助我们进行剧本排练。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故事，能在中国落地。

界面文娱：真正改编时，改动大吗？

王沐：我觉得这不是改动大小的问题，就像片名一样，最重要的是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不是简单复制，它会有自己的人物、命运和价值观。

界面文娱：《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中的角色职业分别是农场主和渔民，当来到国内，几个主要角色的职业设定是怎么做的？

王沐：之所以把主要角色的职业设定在餐厅，是因为项目前期我去过宋庄一家以聋人为主要群体的餐厅。餐厅老板是经常拍摄聋人题材纪录片的导演，我们聊了很多，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拍摄纪录片的故事以及见过的人。在那个餐厅我获得了很大慰藉，觉得这个环境很棒，就想融入到电影中，所以把角色家庭的职业属性改成了经营餐厅。

这样的设定会更有市井气，也充满蒸汽腾腾的温度。因为餐厅大部分服务人员都是聋人，来自五湖四海，所以第一稿剧本写的是群像戏，餐厅里有各地来的聋人，他们面临不同处境，还共同帮助这一家人保住餐厅。但很快我就舍弃了这个方向，重新聚焦在这一家人身上。

界面文娱：改变方向是担心太发散了吗？

王沐：我觉得在现在这三个聋人身上就能承载收集到的素材和观察到的情况，不需要让众多角色不断出现，让电影看起来像是在单方面关怀他们。我更希望电影与他们是平等对话，以平视视角呈现，所以最终聚焦在爸爸妈妈和哥哥这一家三口，他们身上有不同影子，能通过我们前期的采风了解到不同的处境。

界面文娱：为什么没有把哥哥放在一个比较独立的故事线？

王沐：因为他现在的职业也是我们经过调查和采风之后的一个结论。新一代的聋人选择空间更大，不再单纯只能干苦力或者做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也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我认识专业做摄影师的聋人，还有从事手工制作、奢侈品维护的聋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现聋人新生活形态的可能性。

界面文娱：这也是你说的“更平视”的感觉。

王沐：确实如此。而且除了这些，角色还有一条核心线，即一个听障男孩向听力正常的女孩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他没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在爱情面前，他认为人人平等，追求爱情的态度也是平等的。

界面文娱：这样改动担心会减弱故事的冲突感吗？比如原故事里，女孩的家庭设置更贫困，更需要被女孩拯救。

王沐：我觉得一个故事在不同环境里应该有不同的基调。在我们的环境里，如果是过于底层、苦难的贫困家庭，反而会影响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和看待方式，可能会让我们的视角变得片面。

界面文娱：是不是也考虑到不能消费弱势群体的苦难？

王沐：这一点我肯定是有考虑的。我看过一本类似官方教材的书，里面对聋人群体的定义是将他们看作一个民族，而非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具备民族的一些特征。

这本书给我很大启发，让我意识到我们不应该站在所谓特殊群体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特殊群体” 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点傲慢。

界面文娱：有没有去特定区域或者机构采访调研？

王沐：我没有特意去特定区域。首先会去找像米娜餐厅这样的地方，而且我有朋友做聋人戏剧，他们会介绍一些聋人戏剧的参与者给我认识并聊天，我们的手语指导也有很多聋人朋友。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发散的接触，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界面文娱：电影有两处静音镜头，一是音乐表演时，一是刚开始争吵和与顾客交流时，可能比美版的静音镜头更多。

王沐：这两处是比较显著的，爸爸扶琴键和喇叭的时候也有一点静音处理。第一次出现静音设计，是要凸显妈妈这个角色能看懂唇语，因为看懂唇语是聋人群体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个场景里体现的他们对世界观察单向度的观察和执拗，也造就了妈妈眼里不容沙子的性格，因为聋人常被说成是骗子，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词汇，所以喻延没告诉家里人自己去录歌，回来后妈妈才会那么不高兴，这是有文化根基且前面有铺垫的。

对于音乐方面的考量，从一开始我就更希望音乐是能够让聋人感知到的。我观察到很多聋人家庭会去KTV，把音响开得很大，跟着震动跳舞，虽然听不到旋律，但触动是一致的，他们跳舞的节拍也和正常人一样。

一些音乐节以及聋人蹦迪活动，聋人都会用用新设备绑在身上接受音乐信号，设备会震动。比如妈妈跟喻延跳舞时，她握着小音箱能感受到震动并跟着跳舞。聋人是可以享受音乐的，虽然享受的不是具体音符和旋律，但情感是一样的。

所以电影里喻延原创的这首歌相对复杂一些，不像原来两个版本只是抒情表达，它容纳了家里人的声音，希望是家里人一起参与完成的。那一段蒙太奇采样回来后，更偏电子舞曲，低频震动更强，所以父母和哥哥扶在喇叭上时能感知到震动。我希望亲人能够感知、触摸到音乐的形态，这是很大的突破，所以在那里我们也做了一点主观化处理。

越亲近的人有时越无法好好说话

界面文娱：电影比较大的改编是叔叔喻志成（章宇饰）这条线，有形成两代人对照的感觉，创作上有何考量？

王沐：我们在创作时一直在思考他们遇到的最大冲突是什么，也尝试写过拆迁等矛盾，但我觉得一味横向展开矛盾，反而会偏离重点。当纵向去看他们长期存在的问题和代际鸿沟时，才发现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矛盾、冲突和苦难，所以有了喻志成这个角色。

喻志成也是个苦命人，他的父母、哥哥都是聋人，家里只有他一个健全人。但他们那一代的裂痕没有得到友善修复和沟通，他用决绝、撕扯的方式离开了家。其实他内心很想回家，只是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回去。

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现象，越亲近的人有时越无法好好说话，只有在对簿公堂或弥留之际才能交流。从喻志成身上能看到聋人家庭的代际挣扎，也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的普遍现象，比如黄建新饰演的父亲在弥留之际才好好说话，喻志成在法庭上才理解，而喻延也在这时明白了当初父亲推开弟弟，是不想让女儿也被束缚。

界面文娱：感觉给故事加入了家族史的脉络。

王沐：这确实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困境。社会层面的困境当然有，但聋人群体现在已经比以前改善了不少，残联工作也在努力保护他们的权益。更多的是他们内部两种文化的对抗，就像家里突然多了个外国媳妇儿一样会有冲突。这种文化对抗是持续的、永恒的，会一代代传下去，因为聋人不会消失，聋人文化也不会消失。

界面文娱：在做两条故事线时，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是否担心会互相冲突或喧宾夺主？

王沐：我们刻意弱化了女主追逐音乐梦想这条线。如果过分强调音乐线，更多是讲给听力正常的人听的。我所理解和认同的世界观，不是那种成功学式的要励志站在世界最高点、成为万人敬仰的观念。我更认同像电影中音乐老师对喻延说的那样：“喜欢，就大胆去做。”考不上又能怎么样？你出去看看，买张票，报个名去看看。这能怎么了？我觉得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权利去做这样的尝试。

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不是电影学院出身，也不是很早就确定自己要做电影。但我认为，并非不能去想自己拍电影这件事，实际上任何合法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去做，这是公平的，这也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我不觉得生命力一定要靠成功的结果来体现，而要靠勇敢地走出去。

这也回归到我们影片的主题，主角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勇敢地走出去，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界面文娱：听起来似乎把这种和解的方式，从个人的向外追求转向家庭内部的和解或重新认识。

王沐：这样可能会更深沉，更像我们每一个家庭普通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

关于女主音乐梦想，一开始我也想是不是遵循以前的模式，让她的梦想很清晰，一定要成功、有明确结局。但我看了一个关于北京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纪录片，一个音乐老师在学校组了合唱团，老师挑了两个有天赋的女孩，其中一个准备充分去了某音乐学院的考场。后来没考上，原因是在考场等老师时摸了下钢琴，老师进来批评了她，这门课给了零分。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觉得女主的音乐梦想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为自己做一次选择。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很多小孩这辈子都没有做出过自己的选择，她已经比很多人勇敢了。她不需要天赋多高，也许到考场也会因为摸钢琴得零分，也许那些老师还是会倾向从小在附中长大的人，但这些都不重要。现在的年轻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界面文娱：这很像从一个欧美故事变成一个中国的家庭故事。电影开头和结尾都有音乐这条线，且庭审部分是比较激烈冲突的，担心观众在观看时有中断感吗？如何在细节上解决这些问题？

王沐：只要每个演员的表演是统一的，从来没有离开过角色，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而且观众对电影的观看经验比较丰富，可能不是那种“我带着一个预期来（看电影）”，比如只想着看喜剧之类的。观众的接阈值很宽，他们更愿意以包容的态度去接受这个故事。

界面文娱：电影中女主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相对边缘或半边缘状态，在本土化落地时如何表达这种状态以及有什么思考。

王沐：有一句话能说明这一切。两场戏相互呼应，章宇对女主说不要被家庭束缚，跑出去。但跑出去意味着脱离原生家庭。女主也有挣扎，是跑出去还是回到家庭。

真正自主的方式不是跑掉断亲，也不是封闭在家庭里，而是成为家庭与外界的桥梁。在法庭上，女主回答章宇时表示愿意成为与世界沟通的桥。

我还看过一本书，有趣的是，假设聋人生活在水里，普通人生活在岸上，那女主就像两栖动物一样。正是因为女主这样的身份，在影片中她能写出那样的歌曲，明白要用这种方式让父母感受到情感。我觉得这是女主的特长和追求，源于她的原生家庭等因素。

界面文娱：女主这种类似 “两栖动物” 在家庭中的状态，对你表达家庭主题是否有启发或便利？

王沐：我觉得这是一个支点，是很根基的部分。

票房和商业回馈有时容易让电影偏离本质

界面文娱：从你的首部作品《温柔壳》到《独一无二》，主题都对准边缘人群或特殊人群，这是你一贯的创作兴趣，还是巧合？

王沐：我觉得拍电影或写故事，一定要找到作者本人与作品之间的情感共鸣或连接点，刚好这两个故事都能找到，这就是一种延续。但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完全当作特殊群体去拍摄，因为单纯从 “特殊” 这个角度去拍，并不是什么值得推崇的事。

界面文娱：你在表现特殊人群时，如何进入他们的内在视角，找到能真正打动人的点？

王沐：感性一点，当感性到一定程度，会觉得那个人是你的朋友了，你也喜欢这个人。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技巧方面的工作，我也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职业导演，只能凭借一些自己感性的东西去作为一个发动机。

界面文娱：这部相对来说是标准商业片，在表达市场化需求上有哪些变化？

王沐：主角不是是听障人士，这是让更多观众容易进入的角度。拍完《温柔壳》时，很多评论和同行说他们最能共情的是白客的角色（精神受困的人群家属）。但这部出发点不是家属心态，而是用普通人视角看特殊群体。

界面文娱：在武汉拍摄出于何种考虑？这几年还有其他电影也在武汉取景。

王沐：武汉烟火气足，人们生命力旺盛，更重要的是武汉湖多、江多、桥多。桥在影片中有重要隐喻，起到连接作用，在外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桥，这是一种常见的象征。

界面文娱：从商业角度看，电影原本定档五一，后来换挡延迟上映，你对票房是否有期待？

王沐：这是我的第一部商业片，导演做好本职工作，一步步拍就行。票房和商业回馈有时容易让电影偏离本质，它不应该是唯一标准。当然，也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走进电影院并认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