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招录取中，包括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在内的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都录取了排位非常靠前的优秀学子。

后面三所大学今年首次招收本科生，就“首战告捷”。与之相对应，一些老牌名校的招生遇冷，个别学校投档线还出现了“历史低分”。

于是，一时间社会上就有一种“声音”响起了：似乎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可以“取代”老牌名校的地位。

无论是从数据还是从趋势上来看，这种“声音”都是一种“杂音”，既不是事实，更不代表趋势。老牌名校和新型大学绝非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第一，从录取本科生数量上看，老牌名校是绝对主力，新型研究型大学还是“试验田”。

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普通本科招生489.97万人，另有专科起点本科招生87.40万人。

其中，很多名校长期以来都是本科招生“大户”，有的一年就接近甚至超过万人的规模。这些名校包括但不限于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些名校本科招生多的已经破万，少的也已经超过了六千，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自身的巨大贡献。

新型研究型大学少的50人，多的也不过数百人。已经招收本科生超十年的南方科技大学去年也才招录了1350名本科生。

正是有这些名校的招生数托底，我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才会年年攀升，已经日益普及化了。也正是有这些名校的招生数托底，新型研究型大学才可以从容不迫地慢慢拓展自己的招生规模。毕竟，有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属于公办或者民办公助，本身就有义务为国家分担育才责任。

第二，专业、研究机构设置绝非单一标准，老牌名校还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

高校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不仅仅只有就业这一个衡量标准。名校的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置，更承担了为国家赓续“冷门绝学”的历史使命。

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项目中，有一类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这说明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力量来呵护“冷门绝学”的赓续。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工作你不去做、他不去做，总要有人做。名校很多时候就自觉承担了这样的历史责任，也给新型研究型大学从容设置专业、研究机构创造了可能。

总有人为这个国家负重前行。

第三，加速批准设立新型研究型大学，是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迫切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建设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是高等教育领域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型和历史性变革。

正如你看到的，近一年来，国家明显加快了批准设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速度，正是基于上述判断而做出的战略安排，是全国一盘棋战略。

我们打一个比方：老牌名校就像是坐帐中军的老帅，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冲锋在前的年轻将军。没有老帅居中调度指挥，举重若轻，冲锋在前的年轻将军也会腹背受敌。

不说别的，你看看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们，哪一个不是这些名校的“无私奉献”，在人才政策、科研工作上予以保驾护航，这些新型大学才可以扬帆起航。更别说名校这些年来和这些新型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联合培养，没有充分的信任和奉献精神，根本做不到。

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长在老牌名校这根主干上的新芽，两者非但不是零和博弈，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任何对立两者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作者陈良飞系澎湃新闻政治新闻部总监、港澳台新闻部总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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