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端午节，一年之中最毒的一天。蝎子醒来，虫蛇出没，古人称其为“毒月恶日”。

人们认为农历五月五日正午，是太阳一年里在天空最当中的时候，这是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刻，黑道白道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被合称为“五毒”，在这一天，巫术最盛，蛊最活。苗族妇女会上山捉虫，封坛养蛊；医者也上山采草药，深信今日所得，最具灵力。苗族、傣族、汉地沿江地区的蛊术传统，多集中于端午一天，时间与气候成为“育蛊”的最佳条件。

在三十余年研究中，人类学者邓启耀入村访巫，亲身记录巫蛊的过程。事实上，巫蛊是信仰者的秘密武器，属于隐私、“秘密社会”，很少外露，尤其不能让外族人识破。因此，研究巫蛊难度很大。在这本书中，邓启耀试图还原蛊术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的知识体系。

《蛊的制作》（节选）

作者｜邓启耀

“蛊”既多为人工畜养的害人之物，那养蛊或造蛊的情形（即“人工畜养”），自然为人们所关注。

殷墟甲骨文和纳西族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已对蛊的制作，作了象形的“图示”，即坛中有毒虫（复数）。蛊病不仅危及一般人，也会危及王酋，所以成为政治和宗教关注的内容，至周代已有专职人员“掌除毒蛊”。

至于“造蛊之法”，各代典籍均有揭露，做法大致相似。如明人刘文泰等《本草品汇精要》卷三十述陶弘景、陈藏器诸家之说云：“古人愚质，造蛊图富，皆取百虫瓮中盛，经年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

宋人洪迈《夷坚志》有专文详述蛊的制作、施术仪式、中蛊症状及有关辩识禳解及惩治的实例：

福建诸州大抵皆有蛊毒，而福之古田、长溪为最。其种有四：一曰蛇蛊，二曰金蚕蛊，三曰蜈蚣蛊，四曰蛤蟆蛊，皆能变化，隐见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数月，远者二年。至期，主家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必于是日毒一人，盖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故当日客至，不暇恤亲戚宗党，必施之，凡饮食药饵皆可入，特不置热羹中，过热则消烂。或无外人至，则推本家一人承之。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病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久而得水复活。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独存，殆若蜂窠。

西南许多民族普遍认为蛊能幻形，如财物会变成蛇，蛇会变成绑腿带等等。南方和东南汉族制作金蚕蛊，选择蛇、蜈蚣等十二种有毒动物，埋在十字路口，四十九天后取出来，贮存在香炉内，即会变成金蚕蛊。

而疳蛊的制作，则是用端午节捉的蜈蚣、小蛇、蚰蜒、蚂蚁、蝉、蜂、蚯蚓等，外加头发，晒干研末，供在瘟神前一段时间，即成蛊药；广西靖西县壮族和苗族称放蛊为下药，用大毛虫粉末及其他毒药配制（也有用草乌等有毒植物配制的）。

这类记载，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古文献或方志中更为常见。清人王筠《说文句读》云：

苗人行蛊者，聚诸毒虫于一器中，互相噉食，所余一虫即蛊矣。

《乾州厅志》所述更详：

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肃索，或风鸣烂皮肤，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将死前一月，必见放蛊人之生魂背面而来送物，谓之催药。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即死矣。闻其法不论男妇皆可学。必秘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远山僻径石下。……放蛊时有能伸一指放者，能戟二指放者，能骈三指四指放者。一二指尚属易治，三指则难治，四指则不易治矣。

如此放养的蛊，或研为药粉，用于毒人；或幻为有形无形之物，前往害人。

在滇南，人们传闻女巫们用土罐子养蛊，炒鸡蛋饭喂它们。传闻她们为了学这邪术，黎明时分便起身出门，爬上高山，选择僻静无人处，朝向东方，当太阳升起，便可学到那摄人心魂的邪术。她们把一根红绿线、一条毛毛虫用红布包起藏在墙洞里，或埋在地下，害人时则放出去。会放还要会收，只放不收，会把人害死，引起的纠纷太大，只收不放，反会害自家眼瞎娃娃死。要藏精怪时又需时时用大红公鸡祭献，否则法术不灵，毛毛虫还会害自己。

20世纪初，一位学者“因厚赠巫师”，获悉一些“造蛊之法”：

民国五年（1916）夏天假期，我因避暑至龙溪、南汉两界之深山旅行。有供服役之潘姓者，数日间，猝血不华色，肌肉消瘦。山中人谓蛊毒。果如《西溪丛话》所言，嚼豆不腥。急延一巫师治之，数日而愈。我因厚赠巫师，其乃言造蛊之法。巫言只知其一种，法以古历五月五日午时，随意取一生毒虫，放于瓦制小香炉内，以辰砂醮笔，画符于黄纸上，将炉密封，不令透风。乘人不觉，埋于十字路口。至四十九日之后，密挖视之，若封符破，则术不灵；若封符如故，则密取归，置卧床下，晨夕以清茶馨香供奉。取香灰少许，置过客饮料或食品之中（造此蛊者，皆开旅馆之人）。客受其毒，久必病发身死，其魂则依于施术者之家。能使施术者心灵中，预知求利之法。但未施术之先，当自承结果于‘孤’、‘贫’、‘夭’三者，必居其一，其术乃验。知其法者，亦不敢妄用云云。其言是否可信，无从悬决；且其符不肯示人，亦无实物可以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蛊的制作是真还是假，至今还很难说得清。

我调查过普米、纳西、白、傣、怒、汉、彝、傈僳等民族，许多人都知道“蛊”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且说得头头是道。但一问：“亲眼见过没有？”却又全部摇头，而且责难地反问：“做这东西，能让你看么？”话虽如此，在巫蛊传说流行最盛的湘西地区，我竟然见过制蛊的坛子。坛子有盖，用符咒封住，置于阴暗的地方。坛子上方墙壁有文字说明：“放蛊即蛊毒，是女子的原始防范本领。它分为情蛊、怕蛊、恨蛊，历来传女不传子，以惩治拈花惹草的男人。”这是放在旅游景点的展览品，当然不能确认其是来自蛊事现场，还是根据传言仿制的。

宁蒗县某普米村寨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刚刚举行完送鬼仪式的一位普米族“韩归”（巫师），对我这样解说“蛊”的制作：

端午节那天，想养蛊的人上山捉来七十二种动物；蛇、青 蛙、马蜂、蝎子和各种爬虫，用大坛子装起藏好，让它们互相捕食，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便是“蛊”。剩下蛇就是蛇蛊，剩下马蜂就是马蜂蛊。从此后，这坛子便有了毒。养蛊人只要用手一抹，擦在别人碗边，别人吃了碗里的东西，即中了蛊毒，七天后死亡。据说，傣族过去也要选端午节放蛊，称“放歹”。

为什么要在端午节呢？苗族的例子，大致作了解答：端午节的正午，苗族相传是五毒百虫现身之时（汉族也有此传说），苗妇到高山上去捕捉各种五毒百虫，放在一个小坛内，置于暗处，经年不揭坛盖。坛内的虫互相残杀，直到最后只剩一虫，这虫便是“蛊”。一旦苗妇揭开坛盖，吸入一种难闻的气息，这气息日后便常在苗妇身上作蛊，使她急于放出为快。同时，苗妇等那坛内的虫死了，将那死虫和那虫所遗的粪，取出研成粉末，逢到苗妇身中那股气息造蛊时，便将这种细末放入吃食饮料之中，人若误食，便会中毒，日久不治将死亡。

于端午节捉虫作蛊的风俗，来源甚早，《隋书·地理志》已有详细的记述：

[新安等] 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置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畜] 蛊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锺其弊。

有趣的是，中国民间对于端午节所取的百虫或百草，无论是蛊是药，不知怎地总有一种近乎迷信的偏爱。端午上山采药（当然包括偷偷摸摸的捕虫者），成为许多民族至今风行不衰的习俗。不能采药者，亦相信这天买的草药比一般的更灵验，许多地方的“端午药市”，即由此而盛。“端午”这日子（农历五月五日），蛊者重它，医者也重之，何也？

据中国传统历法和天人观念，人们认为农历五月五日正午，是太阳一年里在天空最当中的时候，人登高以得正阳之气，百草也因此而有奇异疗效。但阳之盛极自要转阴，乃为天地阴阳运行之理。这是阴阳交接的关键时刻，黑道白道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正气进则为医，邪气入则为蛊，皆是百虫百草，只看谁来用它。